虽然时下各种商业报刊，流行畅销书等都在大谈企业家精神，但在文化精英乃至大众的内心深处，对这些东西都是怀疑，鄙视乃至抗拒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划分，已经把“商”归为社会的末流，经商在传统社会中乃是下等差事，是读书人，士大夫所不齿的行当。所谓“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乃最好的表明了整个农业社会对商业，商人的看法，在他们眼中，商人无非是一些囤积居奇，低买高卖，坑蒙拐骗之流。即便到了现在，改革开放及近三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构建成型，全民经商之际，在众人心中的深处，似乎仍对“商”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与天生的鄙视。所以讨论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似乎是不符合潮流的，或曰同主流文化是不相容的，乃至冲突的。

这就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些研究企业家精神的人的一个悲哀了。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乃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读之书自然当是经，兼读史，子，集，所治之事自然应是国家大事，苍生福祉。而现在却读这些所谓“企业家精神”的书，作这些所谓“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吾辈怕是愧对“读书人”三字了，怕是误入歧途了，怕是枉读圣贤书了。

其实不然。所谓斗转星移，时移世易，莫道海棠依旧，应是绿肥红瘦。时下早已不是当初的农业社会，而是全球化的商业社会。吾国不可能再闭关锁国，吾民亦不能再闭耳塞听，这样的商业社会，其利弊姑且不论，吾国与吾民乃是不可能抗拒与抵制的。往小处说，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需要发展商业，提倡商业精神；往大处说，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延续，需要革除其中因循守旧的部分，需要注入进取变革的元素，而这又是现代商业文明的题中之义。其实，五四以降，众人孜孜以求的改造传统文化，不正好在此得到体现吗？所谓殊途同归，不同的方式，或从文化本身开始变革，或从外部着手，但其终极价值取向乃是契合的。而且在吾辈看来，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从现代商业文明的导入着手，先富民安邦，再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改造国民性，乃更有可操作性。五四运动或许更具美学意义，而其现实操作意义稍显令人遗憾。

所谓现代商业文明，乃是区别于过往的商业文明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与中国文化内生的，原本包含的商业文明相区别的。诚如吴敬琏老先生所言，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商业文明也有此区分。吾辈的责任即在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又可应对国际竞争的现代商业文明，并大力提倡之。而现代商业文明的核心，至少说是核心之一就是“企业家精神”。这里的企业家精神，乃不同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对商贾之人的成见，而是促进整个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与完善的“企业家精神”。当然资产阶级是要批判的，不过其自由与民主的内核应该是普世的价值，五四运动中大力提倡的除了“赛先生”，不就是“德先生”吗？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科技进步等外生变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企业家精神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万能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家精神所倡导的创新，主动，进取乃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崛起的重要内生变量，同时在其后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昌盛中其作用都是不容小觑的。

正是有了企业家们的相互竞争与不断彼此刺激，各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优胜劣汰，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给了社会进步和文化昌盛一个必要和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弥漫和扩散开来的企业家精神，又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民众内心对自由与民主的向往早已在经济竞争中得到了足够的锤炼，社会进步，文化昌盛似乎都指日可待。当然此一目的的达到还依赖许多其他因素，真正的社会进步，文化昌盛绝非易事。

关于企业家精神最早的论述来自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上世纪30年代在探讨经济增长这一命题时，他提出了“创新”理论，而贯穿创新全过程的则是企业家。企业家有创新的压力和需求，企业家通过要素的重组来完成创新，企业家互相竞争促进新的创新。当然在经济学的讨论中，企业家这一概念显得过于宽泛从而有失清晰，因而熊彼特引入了“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把具体的企业家抽象成为抽象的“企业家精神”，这样就可以通过对相关变量的控制和分析，来定量的测定企业家精神这一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相关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

不过这样一来，原本丰富多彩的企业家精神就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成为在一堆抽象而高深的方程中的不近人情的冰冷数字。管理学者，或曰早期的也更接近管理本质的管理学研究者们则选择了与经济学家截然相反的一条研究道路。他们不是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来代替“企业家精神”而是尽力去挖掘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构成。这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这本书里，德鲁克在一定程度上和熊彼特达成了一致，即：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或曰核心之一是创新。不过德鲁克并没有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停留在创新一个层面上，而是继续深入与扩展，相继提出了主动性，坚持，热情等特质。

浙江是中国国内拥有企业家数量最多的省份，也是企业家精神最为浓厚的省份。以对浙江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切入，进而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做一个系统的研究，哪怕只是一个系统的梳理，都是有其必要性和现实价值的。往小处说，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或许可以帮助更多人走上创业之路，哪怕只是简单的所谓“夫妻老婆店”，或许对现实的就业问题多少都是有所裨益的；推而广之，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对吾民因循守旧的国民性的改造或许有些许作用，进而对吾国之富强进步或许也有些许作用。若能做到万分之一，实乃吾辈之万幸，当使吾辈上不愧对国家苍生前贤往圣，下不愧对父老乡亲当下时代。前路漫漫，诚惶诚恐，纵力不能至，当心向往之。

ps 这是只去上了一次课的“中国传统社会知识与价值”选修课的结课作业，自我感觉不错，就贴出来了，略有删节，因为是作业，所以起了个比较唬人的名字“管理学意义下的企业家精神研究价值与研究现状评析”。自己贴出来，还是用个简单点的，算作管理学漫谈系列的第四篇吧，是为记。

严格来说，德鲁克不是一个管理学者，因为根据主流意见他并未在一流刊物上发表什么高深的论文，也没有在知名商学院任教，更未提出什么模型或是假设。但是不容否定的是，德鲁克是管理学界，乃至商业社会关注的焦点，用周星星的话来形容就是“大师中的大师”。

德鲁克一生涉猎颇丰，经历也是相当多彩；在维也纳求学，遭遇二战，为福特作企业调查。最让人叫绝的是一生三次拒绝哈佛商学院的力邀，固守在家乡一个小小的学校里，教授着哲学之类的课程。这样的定力，这样的闲散怕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波特则是典型的学院派，从普林斯顿到哈佛，从博士毕业到32岁拿到哈佛的终身教职，可谓一帆风顺。五力模型，钻石模型，价值链等早已成了现代战略理论的奠基石，从学界到商界莫不对他推崇有加。出任总统高参，创立摩立特，名利双收。

翻看德鲁克的著作，你看不到严密的分析，一组组的数据，大堆的图表；有的只是一个老人的真知灼见。甚至你会觉得他的结论，推断有点突兀，觉得不能理解；但是经过实际工作的磨砺你就会明白他的智慧。同样，德鲁克一生大部分论文（如果称得上论文的话）是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这本杂志虽然相当出名，但并不是严格的学术刊物；翻看这些论文，还是平实的语言，平实的结论，平实的让你觉得都是常识。纵观德老的文章，难免会给人逻辑不是非常清晰的感觉。但这正是大师和一般人的区别，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提出新的震撼人的结论或许并不如准确的表述常识更有难度。

而波特的竞争三部曲则是相当的严谨，所谓条分缕析，结构清晰，立论有据。随便找出他的一篇论文，都是一顶一的高手所作。行文简洁，清晰，准确，结论都有数据支持。可谓是学者理性分析的典范。

两相比较，倒是很有趣的。德老求学，治学的经历都决定了他不是严格的学者，其思想或许的确不是那么严谨，清晰；不过他丰富的经历，睿智的思考，使他具有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管理直觉”。这种直觉恐怕是很多学者也不具备的。正是这种直觉，使他对问题有一种一针见血的洞见。西方经济学，现在在对本科生的教育中也越来越强调对“直觉”（institution）的培养；而不是像过往那样一味拔苗助长，强调对数学之类的方法的锤炼。这种直觉使得德老的很多结论不仅是使用于商界问题，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问题，是所谓的真正的管理之道。可能这也是他拒绝哈佛召唤的原因吧，唯有远离喧嚣才能在一片平静中磨砺和保持这份直觉。

波特则是把理性发挥到了极致，产业分析，公司分析，任何一个小的方面，从财务数据之类定量的硬性指标，到企业文化之类的定性的软性指标都统统纳入一个可以系统分析的框架。同样，在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更宽广的范围上，波特也迈出了勇敢的步伐。从国家竞争优势到使用竞争理论解决社会问题。不过窃以为，后者有自我膨胀之嫌，毕竟社会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以竞争理论来考虑，有失偏狭。

可以说，德鲁克不是学者，但是大师，是“为道”的；波特不是大师，但是真正的学者，是“为术”的。所谓依势按道为术；依势即为依照天下大势，时下商业社会，管理便是大势之一；按道就是事物内部发展的规律，天机不可泄漏，一般人怕是悟不到这个道的；为术就是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作出具体的行动。套用最近管院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波特是优秀的，但德鲁克是卓越的”。

最后再八卦一把。德鲁克是直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确理性，简朴，不用电脑，只用打字机，唯一的爱好是养羊。而波特的理性使人误以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不近人情，冷若冰霜；其实不然，若把他在哈佛的风流韵事也编辑成册出版的话，估计比他的竞争三部曲少不了几页，而且说不定销量还会更好。或许人都是需要平衡的，工作中靠直觉的，生活中就要理性了；工作中理性的，生活似乎就比较随性了。

品评了一把大师，总要分析一下自己。情感上来说还是想做德鲁克的，毅守自我，指点天下，不过就我这小样肯定是没戏了；理智上也知道自己是做不了波特的，压根就不是那块料。也罢，还是做自己好了；革命小酒天天醉，笑看风云淡。

最近在看波特的论文集“竞争论”和德鲁克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点随想，以上是为记。

曾有学者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足见决策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与特殊地位。这里，以本人考研选择学校的决策为例，来谈谈决策的过程与要点，以及对于管理学的一点想法。

   首先，需要决策的问题是“选择那所大学”，不是“是否考研”，也不是“读什么专业”。这第一步，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明确了问题，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问题都没有界定清楚，就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了。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不是弄错了问题，而是对问题的界定不够清晰；一旦问题界定有误，或者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随后在取舍，判断上就会出现更大的偏差。

   其次，决策的目标是“只要一个硕士学位”（当然，在决策标准中，会对这个目标有更进一步的界定）。这样一个目标，就决定了两点：第一，要确保考中；第二，学校的选择相对于考中而言，它的优先程度是其次的。这两点，直接影响随后对备选方案的定夺。所以，目标的明确，对决策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标的明确，通常来说要满足这么五点：简洁，有时效性，可达到的，可信的，有激励作用的。对这五点的展开，就涉及一些过于专业的内容，不予多说。只就常见的问题说两点，对一个组织而言，常犯的错误是“以口号代替目标”，口号通常是模糊的，缺乏重点的，即“假大空”；对个人而言，常犯的错误是“将目标的确定与问题相混淆”，问题是期望与现实的差距，目标是问题解决后的状态（有点拗口，不过仔细捉摸一下，还是不难理解的）。

  明确了问题和目标后，才是制定标准，从而制定备选方案。在制定标准时，就很容易看出管理学处理问题的方式。它会抽出几个最核心的因素（通常是两个），从而在一个两维的空间上，对对象进行分类处理。不同于经济学，管理学抽象因素，往往采取“一事一案”的方式，这样个体差异将极大地影响这一过程；而经济学的抽象过程有其既定范式。两者的差异，从名称上就能窥见一斑：管理学称之为“影响因素”（EFFECTION）；经济学称之为“指标”（INDICATION）。

  在我个人的决策过程中，抽取的两个因素是“可以考的”和“能够考的”，分别以其为横纵座标，就可以将备选学校分在四个象限，最后挑选的当然是落在“可以考的”和“能够考的”象交叉的象限的对象。下面就是对影响因素的细化。“可以考的”指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大于等于东大的综合性大学。本人天生路盲，怕跑远了，识不得路回家，所以就选在江浙沪一带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东大再不济，好歹也是一百年老店，去到小于东大的学校，于己于校总不见的是多光彩的事情；至于这最后的综合性大学，其实是最名不副实的，当初高考也是冲着这么一终合性大学，才来到东大，不料四年一直被人歧视，实习的时候人家还来一句“东大还有学工商的啊”，个中辛酸谁人知阿，哈哈，不过，玩笑归玩笑，这三个字的虚名终究还是要的，不过其中内幕自己明白就好。这“能够考的”，自然就是考的上的，可能有人会问“还没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其实到这年纪，自己能跳多高相信每个人多少会有个判断，只是承不承认，承认多少而已的问题了，不是说真的你信你就可以的，那都是戏文，唱给人听得，做不得真。

  这样，可以往四个象限里放的学校，就有这么几家，东大，南大，复旦，交大，同济，浙大，勉强算来还有个上财（可惜人家不是综合）；“不可以考的”就没有在此列出。这里面，同济的管理学，还不如东大，去上海的人又那么多，去同济是“吃力不讨好的活”；东大待了四年，再留下来，有点不甘心，而且可能真如同一位师姐所言“书还是那些书，老师还是那些老师，只是从浦口换到了四牌楼”（而且这一届还要去江宁，痛苦）。考复旦基本属于自杀，一个专业招11个人，9个是保送的名额，剩下这两个众人还要和各关系户拼。所以最后的备选方案就是三家：南大，交大，浙大。

  南大的确不错，这个学科还是国家重点学科，离家又近，而且在南京四年多少有点感情；交大有难度，因为在上海，所以平白无辜要多出几分难度，加上交大向来是关系户的重点区，而且真想读点书的话，上海可能不是好地方；浙大，有点远了，而且虽然管理学还不错，我这个专业也就一般般拉，在这三家里应该是最差的。所以总结一下：考南大是正招，考交大是险招，考浙大是偏招。

  正招虽正，难度不小，南大的初试与复试难度都是最大的，比另两家都要高一档，但是他的专业与另两家比，虽高却也高不出一档，所谓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加上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会上锈，所以排除。险招之所以险，不是因为它难，而是因为有一些不可控的场外因素影响，想来自己是缺乏企业家的“赌性”的（不然，也不会想去做教书匠了）；加上交大的管院似不按牌理出牌，他人纷纷将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分立，他却合二为一，多少觉得有点路数不正。这样一来，只有剑走偏锋了。

   如上所述，依照管理学理论，最后作出的决策可能跟自己的想象会有一点差异：他通常并不是选最正确的，而是通过排除来选择最不可能错误的。当然，“理论总是灰色的”，事后附会似都有道理，身临其境还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会影响决策，比如说直觉，心理暗示等。这些就有些玄乎了，不多说了。